建材之城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主题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世界经济季度谈近日举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等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变化趋势、金融危机8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应如何积极适应和推动世界经济变革进行了探讨。
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
与会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积极因素和挑战并存，尤其是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十分重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重大战略机遇，在世界历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搭上全球化这班快车，往往会获得快速地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从来都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发期。他认为，全球化正在出现新一轮的变局。现代的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0到2001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2.7%。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到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是8.8%。第三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可以看到，全球化已经经历了全球开放红利普遍享有，到全球非理性繁荣，到现在全球化红利明显大幅度下降的新时期。无疑，全球化到了十字路口。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指出，经济全球化总趋势未变，仍然在发展，只不过进入了减速转型的新阶段，形式和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他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化减速的原因：一是上一轮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业领域产业分工的深化、细化，已经接近尾声，致使经贸活动减速。二是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加速器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他认为，全球化进入一个转型新阶段，并提出了五方面理由：一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突破已在各领域呈现了生命力，已经或正在并将不断开拓网络经济新空间。二是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以新技术为核心的跨国公司已形成，新的分工体系推动了原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强化以及内涵的变化。三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起到重要力量的中国，将从被拉进新的经济地理版图到将他国拉进新版图，最典型的是“一带一路”这样伟大的创举。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结构正在从跨国公司，尤其是制造业的跨国公司转变为以新技术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布局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不同。原来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完全由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得到，而新一轮全球化将转型为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多极化已经在形成。以前全球资源配置的货币工具主要是美元。现在人民币作为一种发展中主权国家的货币在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或者说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补充工具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也提出，美国倡导的未来国际贸易规则和新的趋势相适应，应得到重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也同意全球化没有结束，只是方式在发生改变。尽管短期来看，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但全球化并没有结束。他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是在WTO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导下，而一些跨区域的、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如TPP、TTIP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一个主导方式。这对中国形成挑战。中国尚未加入有关全球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今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将不得不被动地受到一些服务贸易新规则的影响。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则认为，全球化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他认为，本轮全球化始于冷战结束。当时国际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两倍以上，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更快于国际贸易增速。全球市场开放、生产力全球配置，出现了价值链、供应链，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不过，当时是国际收支经常项下全球不平衡的问题，而80年代以后可以看到的是资本项下更大的不平衡，流动趋势基本上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由于贸易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断。全球化似乎正在“去”的过程中。
他认为，去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或者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危机后，各种技术并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成为主流的工业技术。由于全球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巨额负债，技术没有巨大突破，产能又急剧增长，全球需求就处于萎缩之中。负利率等政策努力刺激需求，却无法提高全球经济增速，凯恩斯政策几乎走到尽头。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确实遇到了重大挑战，这不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周期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在考虑未来走向的重大挑战。
全球经济缺乏新引擎
金融危机以来八年时间已经过去，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缺乏经济新引擎。IMF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表现较好，欧盟与日本仍然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巴西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和印度经济表现相对较好。今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两次调高对中国增长的预测，从6.3%调到6.5%，又从6.5%调到6.6%。
赵晋平认为，全球经济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在加大，而英国“脱欧”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和格局演变的一个新变量。
他分析说，IMF在7月19日报告中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到3.1%，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最低的增长水平，而且还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性。世界银行也在6月20日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年初的2.9%明显下调至2.4%，OECD最新经济展望的预测是3.0%，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2015年来贸易额增长下降幅度之大是史上少有。跨境直接投资在去年高增长后今年可能下降10%到5%，而且去年跨境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要回升。去年全球直接投资增长了38%，但是全球投资规模仍然低于危机前的2007年，且去年全球投资呈现大规模的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国家，造成很多国家货币贬值，很多国家美元债务上升，经济卷入结构性风险。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进入到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在度过2003年到2008年全球的非理性繁荣后，全球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是以邻为壑，挑起贸易战、货币战，还是同舟共济？
他详细分析了英国“脱欧”的影响，他认为，英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增长迟滞和失业增加的代价。对欧盟来讲，占1/4的经济体离去对单一市场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整个一体化进程将受重创，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经济增长则将因此出现新变数。“脱欧”将分别影响美国、欧盟、金砖国家经济0.1到0.2个百分点、1.02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左右。但对中国经济短期有损害，长期是机遇。英国是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重要中心，脱欧可能会使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响，对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海外离岸市场已经形成的重要的激励受到影响。从长期来看，“脱欧”对英镑和欧元的地位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对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分析了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停滞风险的原因：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老龄化情况严重。其次，资本增长也在放慢。危机后，美国居民或家庭的储蓄率反弹不明显，储蓄率仍然较低，投资能力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原来可以通过吸引外资促进增长并带动国内大量投资，但由于跨境投资的削弱，实际上对净增长带动作用更弱。再次，从效率方面看，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不少，但突破性进展几乎没有。全球化步伐减慢后，在全球范围内技术扩散效应也随之减慢。危机后，全球资本配置的效率也在下降，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加快。全球范围的分工也在弱化，全球劳动力分工可能带来的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效应也受到了抑制和削弱。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而且产能的利用率比危机前都明显下降，也对全球经济不利。
中国如何做全球大国？
面对新形势，张燕生表示，未来五年全球贸易增长依然很不乐观，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必须的。他认为，下一步，中国要努力取得三种能力。一是全球市场的领导力或者主导力。二是全球规则的领导力和主导力。三是全球经贸调整责任的担当者和领导力。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一方面，中国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地承担起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地推动“一带一路”和全球自贸区战略这两个深度融入世界的轮子，来一步步渐进地来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裴长洪认为，上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缺陷就是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因为它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中国如果能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我们依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仍然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发展，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在新的趋势当中，经济全球化当中的新的趋势当中，再一次成为重要的受益者。
赵晋平表示，中国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一套应对长期挑战的机制，这是需要实现重大突破的方面。而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要培育国际竞争的新的优势，去构建一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张永军说，中国现在很多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也作出了贡献。比如坚持鼓励创新，在一些全球比较先进的技术研发上投入的力量比较大，并取得了成果。比如倡导“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把中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有技术转移和扩散，有利于加快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的进程，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的加快。“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倡议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去配置一些长期资本，有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资本配置的效率，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也能够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任海平认为，东方在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开始了。在这个转折期，中国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具备非常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要充分运用好目前的机遇、环境、条件。历史上每一次巨变都是以创新为一个转折点。我们能做的是进行创新式的改革、开放，创新既要有微观的产品的创新、管理的创新，还要有更多宏观的创新，要有制度、技术的创新。技术和制度创新尤其重要。他认为，西方国家制度的创新已经没有什么空间，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而我们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空间巨大，市场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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