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城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纷纷限购、限行，蓬勃发展的中国汽车遭遇到严峻的挑战，汽车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未能及时跟上汽车发展速度的社会、交通、环保问题，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在天津泰达汽车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了未来十年将会带给汽车行业深远影响的四个政策，以及他给中国汽车行业和企业的五点发展建议。
他认为，首先，“今后八年，到2020年前，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起来不能低于8%。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地增长，必将为汽车产业的生产和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扩大居民消费的经济转型将为汽车进入家庭创造良好的条件。”十八大提出，未来的发展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增长要由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消费驱动为主转变，要提高居民消费。有数据表明，近一两年，中国居民收入已经下降了34%，投资率上升了49%，一个是降到历史最低点，一个是升到了历史最高点。一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是53%，到了十二五期间，下降到了34%，下降了19个百分点，一五时期投资率是25%，到了十二五时期投资率上升到49%。“这样一种扭曲的结果，它必然带来生产力过剩，我们汽车的拥有量为百户家庭拥有率才21%，发达国家是150%，一个家庭中间有1.5辆汽车，我们是一百个家庭只有21辆汽车，所以发展空间很大。”
第三，就是国家鼓励创新的政策，将使国际汽车市场面临着新的洗牌。在竞争中，哪一个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这个企业就能够获得发展的商机，就能够占领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就能得到更快地发展。
第四个，就是国家注重环境保护的政策，将引导汽车产业朝着绿色产业的方向发展。“通过强制性的排放标准和严格执法，来创造一个共享性的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的一个道路，鼓励我们的汽车企业向绿色的方向发展。”
郑新立认为，到2020年之前，这四项宏观政策将会给企业以及国家汽车产业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未来十年汽车企业的战略选择，他认为：
第一，就是把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主攻方向。“我们国家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了七大产业，其中保证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里边重点就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节能环保汽车。”
第二，就是要向研发和营销两端来延伸产业链。郑新立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现在企业里面还主要在生产环节，研发和营销这两端占的比例还比较低。”根据资料显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他们提供的资料，在汽车的产业链里面，生产这个环节在利润总额中间不到10%，剩下90%的利润被研发、物流、保险（放心保）、销售、维修等分割。“所以我们汽车产业也要向两端来延伸，包括研发，现在国际上专门的设计公司，提供专门技术的公司也在大量增加，为汽车服务的公司增加得很快。那么我们的汽车企业也应当向两端延伸，特别是我们从今年八月份开始，对服务员实行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将迅速地降低1/3…，这也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郑新立预计，“未来十年，中国服务业将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的汽车产业要向服务业并居，延长自己的产业链，这样不仅获取生产环节的利润，而且还可以获取研发、物流、服务这些环节的利润，这样来增加盈利。“
第三个建议，郑新立认为“企业要大力实施外向型战略。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包括技术资源，来发展自己，才能迅速地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郑新立以华为为例：通讯设备制造行业出了一个华为、中兴，华为公司不简单，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成功的企业是华为公司，35年前它刚刚起步，注册资金两万块钱，那么25年之后呢，已经走在通讯设备制造行业全世界的前列，今年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销售额世界第一，拥有大量的专利。那么它的战略，它的成功之处总结，第一就是用户第一；第二就是善待员工；第三就是开疆拓土，到海外去发展在国外开拓市场中间，使他们的产品质量、服务精神得到了提升，现在回过头来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逐步得到提高。我希望我们内置企业要极力地实施外向型战略，向华为、中兴、吉利、奇瑞、长城，向这些公司学习。”
第四个就是合资企业要走合资研发之路。中国汽车行业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外资车企，“感谢跨国公司的技术，感谢我们的开放政策。”
而对于当前业内一度因为争议而引发讨论的“合资车企该何去何总”，郑新立以三星公司为例，认为“下一步合资企业在中国要走合资研发之路”，他认为合资公司要把研发基地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人才，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市场把合资公司做大做强。
三星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到四千亿美元，电子板块达到了千亿美元，事业变成龙头老大。他一个重要的诀窍就是比较早到的技术灵活性，比如说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人才和发展形成了规模性，进而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三星有一个研究所在中国，99%的都是中国人，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国人，“合资企业在中国要取得成功，要站得稳脚跟，那么你还是要把研发放在中国。”
第五个，政府将会进一步改善汽车社会管理制度。郑新立认为，由于中国汽车社会来得太快了，点吃不消，好多汽车社会相应的管理制度跟不上，在这方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治理城市交通公共问题的思路是朝着限车的方向发展？还是朝着提高拥有率，降低使用率的方向发展？在东京，在纽约，那么汽车的拥有量是六百万以上，我们北京是五百万，比我们略高，但他们的应用率比较低，在市区的范围内大家都走交通工具，到郊区了开车，节假日开车，使用率比较低。
我们这限车这个政策到底对不对头，我看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另外，停车库的建设要不要加快？比如说有人提出能不能像发达国家学习，你有了停车位了我再卖汽车，你没有停车位，不卖给你汽车。这样凭停车位来卖车，由这样的政策来替代，摇号或者限购的政策，这样孤立的城市发展停车场，改善汽车的使用环境。
“燃油的质量要提高，燃油质量提高，汽油的价格要高一点”郑新立同时指出，“另外适应电动汽车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现在就开始建充电庄，充电站纳入到城市建设的考虑的行列内。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汽车社会到来的各种管理制度的完善，尽可能的方便群众，另外为轿车技术加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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